父亲临走前的那些日子
文
六六
端午节的第二天凌晨（6月26日）父亲走了，那是入院后的第八天，他走得很安详。
正月二十三（2月16日），父亲和我说腿脚有点疼，已经好几天了，他用手指着右侧臀部说这里最明显。职业的敏感让我“咯噔”一下，可不要骨转移啊，检查出来后证实了我的预感，整个脊椎骨和双侧股骨均有散在癌细胞侵犯。
父亲知道自己癌症转移后很坦然。那天，开了家庭会议，他是笑着和我们谈论生死的。他说小细胞肺癌的恶性程度高，在百度上查到，这种癌症若复发三个月左右的存活率；去年已经做了化疗和放疗，大家都已经尽力过，现在癌症既然复发转移就不必再折腾；夫妻、父子、父女一场，终有一别，让我们要科学理性地看待生命。父亲掐着指头，说出他坦然面对的三点理由，第一，子女孝顺，家庭美满；第二，我现在八十四岁，已经高出全国平均年龄（77岁，他自己百度出来的）；第三，我比自己的父母、哥哥长寿，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现在已了无牵挂，也毫无遗憾。一家人在父亲轻松而淡然处之的心态下，气氛并没有显得沉闷。父亲又反复强调，切记不要延长他的寿命，一定以减轻痛苦为主，死后一切从简。他又拉着我的手说等生命临近时再去住院，到时候可千万不要让医生抢救，除了止痛药。我答应父亲，一切顺其自然，可好？父亲满意地笑了。
在父亲还能独自行走的那几天，兄弟姐妹们轮流带他去各家小住、吃饭。那时候，父亲胃口不错，饭前还喝点小酒，他还自诩口福不浅。父亲去我家时，我要扶他，他说不用，自己扶着栏杆，可以减轻重量就感觉还行。我看父亲上楼梯那么努力、费力的模样不禁又心疼又心酸，那时候，我非常迫切地希望老旧小区的电梯安装*策快点出台落地实施，也恨不得把父亲背起或可以随身携带。
3月17日，父亲臀部、大腿疼痛加剧，已经无法行走和坐起，即便吃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只能俯卧在床，吃饭的时候得趴着。这时父亲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他说，给我一个痛快（安乐死），要不就把这疼痛止住，趴在床上忍痛度过余生，生不如死。我说，安乐死是绝对不行的，除非你生活在荷兰（荷兰是世界上最早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首先我们国家法律不允许；我也不可能这么做，于情于理无法做到；再说了，你现在胃口还好，医生说如果就解决疼痛，只有放疗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疼痛缓解之后可以坐起、行走，这样可以岂不是提高生活质量？老爷子这才答应接受放疗。
医院做了五次放疗后，疼痛缓解，稍微能够坐起，大哥让父亲坐副驾座，而他却说还是后排好，可以躺着。大哥说你就不能先试试吗？坐在副驾座也可把位置弄妥当。父亲在我们的协助下把腿脚和身体挪到座位上，待做了调整后，大哥问，这样可好？父亲才满意地点点头说，嗯，不错，挺好。大哥有点得意地说，看看，我比你聪明吧。父亲摸了摸鼻子，笑着叹了一口气，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坐在后面的我，听到这对脾气非常相近、经常进行自我褒奖的父子俩，忍不住说，爸，你是夸儿子也不会忘记往自己头上先戴一顶高帽的，是吗？父亲双手扯了一下胸前衣襟，打了一个哈哈。
父亲节
那天
接他回家
父亲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就把自己的那笔存款交给母亲（父母亲的财务各自管理，俩人实行AA制）。放疗后能稍微坐起，且会下地挪动几步。他和母亲说，我把家底交你之后，居然病又好起来了。母亲说，放心，你若真好起来，这些钱也会如数归还的。
有一次，姑姑过来看父亲，一见面就忍不住泪流满面，父亲反倒劝她说，甭哭，哭起来我就心烦，人总要离世的，况且我现在还没走，咱们见面开开心心才好，想开点，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帝皇将相，最终不都是要走向生命终结吗？还有一次，我的堂兄妹来看他，父亲说，你们三叔这癌症啊，现在想起来是命中注定的，八年前的直肠癌，还有去年的小细胞肺癌，开刀、化疗、放疗，一次次战胜，现在还是死灰复燃，谁让我父亲（你们的爷爷）叫岩根（永康话“岩”和“癌”发音一样）呢？这癌根，没法断啊！我的堂兄妹都被父亲逗得笑了起来。
自从父亲不能下地开始，兄弟姐妹们就轮流过去照顾。白天一早，姐姐过去，她变着花样给老爷子做饭，为了能够多陪陪他们，我们中午也尽量过去一起就餐，我则下班后过去做晚饭，晚上，哥俩轮流值夜陪父亲。如此一来，父亲的照护在弟兄姐妹们的轮岗下得以运转。可是对于要上班的人来说，时间久了毕竟有点吃不消，差不多坚持两个月之后，大哥和二哥相继感冒，母亲也累坏了。我们商量着准备找个保姆来照顾，被父亲一口拒绝。父亲说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你们辛苦点，克服一下，等我医院。对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再者对于高要求的老爷子来说，想必保姆也不一定能称他的心。那时候，父亲和亲朋好友说，我住院是病人，在家是大熊猫，医院的；保姆嘛，一定没有子女体贴，照顾也没有子女方便。父亲犹如给四个子女出了一道关于孝的命题答卷，当大家想“偷懒”的时候，他依旧坚持让我们独自完成。
父亲接受十次放疗之后，体质明显虚弱，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等各种指标均下降，需用止痛、增加免疫力、防止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肿瘤侵犯骨骼后会导致病理性骨折，也是我最担心发生的）药。虽然这些治疗手段，只不过是按葫芦起瓢，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每周二次的胸腺肽针注射（增加免疫力），化疗之后反复抽血化验，使用升高白细胞的针、防止骨质疏松的静脉用药等等全部在家完成，医院家里两头跑。期间，他因免疫力下降出现带状疱疹，背部出现大片的血泡（和血小板低有关），皮肤破损之后需每天换药，父亲就会面露歉意，说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我说哪有的事啊，你开心就好，你么只管安心生你的病，我们兄弟姐妹负责全面照顾你和安抚你的病。听到这话，父亲就开心地笑。
父亲经过放疗之后能够使用助行器在房间内稍微走动的时候，又开始关心全国和全球疫情之下的发病人数以及死亡人数了。他用一张表格整整齐齐的抄录下来，他说这样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缓解疼痛。父亲也说，自己比那些年纪轻轻就得新冠肺炎离世的人已经幸运得多了。有一次，大哥从父亲用的电脑上看到父亲在百度里面检索过的一些信息：小细胞肺癌能存活多久、癌症晚期病人吃什么合适、生命终结前会哪些痛苦（疼痛）、癌症期间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等。
念你冷暖，
懂你悲欢。
父亲虽然到了癌症晚期，但胃口不错，直到离世半个月前还能每天喝点红酒。他说，若我对酒不感兴趣，估计也就快了。因此，我们也没有刻意让他戒酒。为提高免疫力和减轻疼痛，我们给他配服中药。病中的父亲思路非常清晰，爱开玩笑，脾气不小，要求也高，为此，我姐颇有微词。有一次，姐气呼呼地说，老爷子对她如何剪小包装的中药袋，也要说三道四，若是保姆一定要让他气走。我让父亲无需如此要求我姐，没想到，老爷子把脖子一歪，白了我一眼，振振有词地说，那是她做事不讲究科学，你看看，一剪下去一分为二，包装袋的一个角就落地，要捡起也很不易，剪也讲究技巧，袋子的角得连着筋，扔垃圾也就方便了，你说这样做是否比较合理？我赶紧附和，对、对、对。
后来，父亲胃口逐渐减少，从每餐半碗到小半碗，再到几口米饭，从米饭到稀饭或皮蛋粥，到玉米羹，止痛药也逐渐加大，从晨起稍感点恶心不适到后来常呕吐不止。六月中旬的时候，他要喝点小酒的这念想也没有了。那天，父亲停下手中的筷子，拉着我的手说，我估计这几天快了，医院吧。
6月18日下午，我们收拾好什物，他呆呆地坐在藤椅上，环顾了一下四周，垂下眼帘说，我是最后一次看这个家了，今天跨出这门，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看着孱弱的父亲，眼泪夺眶而出，我其实很少也不敢在他面前掉眼泪，而眼前的父亲苍白而消瘦，癌细胞就这样一点点地腐蚀着他原本健壮的身躯，正如他形容的，自己身体就像被松毛虫慢慢侵蚀的松树，日渐空虚和虚弱。我蹲下来，握着他的手说，爸，不会的，你住院后若感觉好些，我们再接你回来住几天，好吗？父亲苦笑着摇了摇头，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咱们终将要分开，你别舍不得啊。父亲拍了拍趴在他膝盖上泣不成声的我。
为照顾住院中的父亲，征求他同意后我们找了个保姆，我们反复交代父亲的性格和脾气，让保姆务必见谅，以免被病人的高要求“撵走”。保姆体谅，且照顾有方，倒也相安无事。
父亲住院后，尚能进食少量的面条和流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除了住院需要做的哪几项常规项目检查外，我代表父亲拒绝给他做各种化验、影像学的检查，拒绝使用各种营养药，拒绝出现病危时做的任何抢救措施等，一一都签了字。
那几天，父亲因为腹痛、恶心，得对症用点止吐药和止痛药。有一次，护士过来给老爷子接瓶换液体，叫他名字以确认身份。父亲说不要再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样太麻烦。护士说，我们必须要核对无误才能用药。既然要核对，和瓶子上核对也一样的啊，父亲指了指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吊瓶标签。护士告诉他，我们接液体时一定要问病人姓名的。父亲说，你怎么这么机械呢？每次都要问，我可没有那么多力气回答，按理来说，你第一次过来给我打针，问我名字是在理的，可明明知道我是谁了，还要问我叫什么，就多余了嘛。我说，爸，护士核对病人身份就是要提问式，这是常规。他立刻扭过头瞪了我一眼，说，你也是护士，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既然我第一瓶挂的液体有我的名字写着，那就说明是我了嘛，和第一瓶上面的名字核对也一样的啊，他固执地指了指在他头顶的那瓶液体。我连忙说，是的，你说的有道理。我心里暗暗地顶了他一句：“你刚才说了那么多话，比回答‘是的’，或者‘叫什么’，岂不是要花的力气更多？”不过，细想护士核对病人姓名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知道，一次次问父亲的姓名让他回答，确实烦，但，能想到这样的有几个？想到能做到的有几个？
6月21日凌晨三点左右，我被手机的震动唤醒，一看是爸爸来电，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极其微弱，他说很不舒服，感觉胸闷。我迷迷糊糊地回复他，那让护士给你吸点氧吧。父亲说，已经吸上了。我说那就好，要不我过来？老爷子说你睡吧，没事。挂完电话后，我立刻清醒了，父亲一定是感觉胸闷之后有濒死的感觉才打我电话的，希望我陪着他。我一骨碌坐起，打电话给父亲，马上就过来，等我一下，我挂完电话就迅速穿衣起床夺门而出。
医院，父亲坐在靠背椅上，气喘得有点厉害，他鼻翼旁出来的氧气管弯曲着挂到两边的耳旁，湿化瓶里冒着气泡咕嘟咕嘟作响，氧气压力表上的浮标不停地抖动，呼哧呼哧的哮鸣音从他起伏的胸廓发出。他说，就是感觉那口痰咳不出来很难受…..我无助地握着父亲的手，准备举手给他拍背（拍背有助于咳痰），他摇了摇头，不用，你一拍我全身都疼。我的手停在半空中又慢慢地放了下去。我知道父亲的整个肺已经被癌细胞侵犯，接下去胸闷会更明显。过了片刻，他说坐着有点累，让我扶着他半躺到床上。迷迷糊中的父亲时而又被一口痰憋醒，时而又想咳嗽却又无力咳，气管发出的粗糙的哮鸣音让我有种恨不得弄把刷子给他的气管刷一刷而后快的感觉。我知道，这时候即便给他吸痰也是徒劳的，再说父亲一直拒绝吸痰，在病人清楚的情况下吸痰无异于加重他的痛苦，无助的我，只有默默地陪在他身边。
父亲节那天，他的双下肢肿胀得像萝卜，鞋子也穿不进去，小便很少，不能平卧，但父亲还是想和我们一起回家吃午饭。把他接回家时，我说，爸，你去住院那天还说估计回不来了，没想到吧，咱们还能回家再聚聚。是啊，父亲开心极了。
很快到了端午节（6月26日）。一早，医院，父亲表情有些淡漠，我扶着他还能走着去洗手间。晚上六七点钟，父亲端坐在床上，精神开始有些恍惚，时常要拔掉吸氧管，按他之前说的，这个鼻氧管简直就是牛鼻子绳，被牵着，不舒服，于是我也没有刻意要求他一定要吸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不给他使用心电监护仪的原因。其实，既然拒绝所有的抢救措施，心电监护仪的使用不过是安慰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方式罢了。
兄弟姐妹们走到外面悄悄商量，都说看样子父亲今天过不去了，我居然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源于两年前婆婆胰腺癌晚期，昏迷过一段时间才去世。我说，哪有那么快，从昏迷到死亡有一个过程，他不过是意识有点模糊，至少今天不会。大哥说他不放心，今晚他还是留下来，大哥在父亲耳边说了一句，爸，今天晚上我会在这里陪你，你安心睡吧。
凌晨一点多，我接到大哥电话，说父亲安详地离开了。
我的一次错误判断，导致不能最后送他一程！父亲曾经说他走的时候让我不要难过，可是，我心还是无比的疼痛，这个疼了我半辈子多的男人，也是我一生中最疼我的男人，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医院，我看到起父亲床头的笔记本，翻开那本子，他亲笔记录的时间终止在6月24日。父亲有记录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离世前两天。即便住院期间，他也要简单地记下那天的血压值、吸氧、用药时间，虽然有时他会愣上半天才下笔。父亲住院前还交给我一本一百年日历表，说表上都有我们家人重要事件的记录，让你务必做个纪念。
一家人对父亲的临终关怀，截止在6月26日凌晨一点十八分。
这个世界人来人往，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于世。聚散有时，万物皆有定数，生命的轮回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而孩子又是我们生命的继续，我们是他们之间的链接者，如此往返更迭，只有经历亲人的生离死别，生命才得以完整。对于生，是欣喜、是希望，之于死，是伤感、是悲哀、是绝望，通常闪烁其词。生与死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善待生命，对死，也许会多一份从容和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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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春柳，网名六六，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永康作家协会秘书长，曾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过《因为有你——中国护士在非洲》。
父亲的手六六六六
也说健忘应春柳
清明时节话阿嫲六六
女司机（一）
本文由作者
授权文化丽州发布
主编/海蓝之昕
本期采编/Koko
图源/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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